陈涛涛 教授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清华大学拉美中心主任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中国-拉丁美洲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龚新宇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拉丁美洲管理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员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探讨了“企业是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并认为企业应该具有社会责任已然成为了共识,企业的社会责任直接产生于企业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从根本上则源于企业的社会契约。企业应该承担多少社会责任,即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边界,是本文探讨的主题。
当前,围绕企业社会责任的边界问题,有一些与此相关的讨论,但直接针对这一问题本身,目前仍然没有明确且一致的答案,这与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本身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定义是分不开的。因此,有学者认为,构建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一个关键挑战是,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边界没有达成一致(blowfield和 mruray, 2008)。“企业社会责任”一词中的责任主体和责任客体分别是“企业”和“社会”,因此,下文将从企业视角和社会视角分别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边界问题做一些探讨。
(1) 企业视角
i.企业产生的影响形成其社会责任的边界
preston和post(1975)基于企业产生的影响,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边界提出了一些思考。两位学者认为,企业作为组织,其参与社会的两个领域被定义为:(a)主要参与领域,即直接产生于(公司的)专门功能角色;(b)次要参与领域,主要包括由其主要参与活动产生的一些影响和效果。因此,尽管企业没有责任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但仍然有责任解决由他们的活动所造成的问题,例如与他们的业务经营和利益相关的社会问题。因此,企业负有双重责任——对市场的责任(类似于经济责任)和对公共政策的责任。根据公共责任原则,企业有义务为社会福利采取积极行动,并且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会因公司而异,因为每个公司都有责任修复其所破坏的东西,并帮助解决影响公司的社会问题。可见,在这一观点下,企业社会责任以企业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为界。
ii.企业的社会权力影响其社会责任的范围
davis(1960)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应该与它们的社会权力相匹配,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因此,企业的社会权力和社会责任的范围相关。根据parkinson(1995)的观点,企业的社会权力主要指决策权,即企业能够做出具有重要社会后果的选择,例如工厂选址、员工雇佣、供应商合作等等。当企业行使上述决策权后,必然会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每个企业的社会权力是不同的,这意味着每个企业对社会产生影响的主要方面和影响大小也是不同的。例如,采矿业企业明显会对周边社区产生影响,因而需要对社区负有相应的社会责任,银行业则一般不存在这样的影响;大型跨国企业和中小企业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不能一概而论。在这一观点下,企业的社会权力影响着社会责任的范围。
无论是基于企业社会影响的边界还是基于企业社会权力的边界,二者在本质上是一体的。企业的社会影响直接形成了社会责任的边界,而企业的社会权力连接着企业的决策,决定了影响的范畴。
(2)社会视角
i.不同社会主体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边界的形成
现实生活中,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仅仅取决于其社会影响或社会权力,还会源于社会压力及需要满足的社会期望。事实上,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中的政府、社会组织以及民众自身,也会从外部施加相应的压力,现实地影响着企业社会责任边界的形成。
首先,政府是最核心、也是最权威的社会主体,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政府制定市场规则、出台法律法规,而企业则需要去遵守。围绕政府在企业社会责任中的作用,当前的研究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即政府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作用包括规定、促进、合作和支持等方面(fox et al., 2002;schneider & scherer, 2019)。以规定作用为例,政府可以通过出台相关的法律制度设定企业社会责任的最低标准,例如为特定类别的工业设施设定排放限额(fox et al., 2002),这是一种强制性的外部社会责任边界。
其次,非政府组织、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也能够对企业施加压力从而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边界。在国际层面,国际标准化组织、劳工组织、人权组织等国际组织通过出台一系列的公约或守则在国际层面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影响。在行业层面,行业协会对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例如,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于2005年推出了中国第一个标准化的行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以促进纺织业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在国家层面,活跃在一国范围内的非政府组织所扮演的角色体现在参与宣传和游说、参与或领导抗议活动、委托编写报告、与公司合作开展项目等方面(sagebien et al., 2008)。例如,在拉美国家,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往往会组织或参与社区对企业的抗议活动,或通过新闻报道等形式形成舆论压力,迫使企业对社区期望予以回应。
第三,民众也是社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民众可以通过社区参与机制,与本地运营的企业协商,促使企业考虑社区的需求和期望。另一方面,企业不负责任的行为往往会遭遇民众的抵制,通过抗议、诉讼等方式对企业施加压力,要求企业做出回应,例如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消费者权益运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抵制“血汗工厂”运动等等,进而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边界。
ii.社会发展程度也会塑造企业社会责任边界
企业社会责任在不同国家之间有所不同(frynas & stephens, 2015),这种差异与社会发展程度相关。在社会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其经济发达程度、制度完备性、政府治理能力等方面也有所不同,从而塑造了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边界。从经济发达程度来看,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为低下,贫困是其广泛面临的挑战。在这样的氛围中,企业社会责任往往与扶贫、弥补社会差距等议题相关。从制度完备性和政府治理能力来看,发展中国家往往以“弱制度、弱治理”(matten et al., 2008)为特征,各级政府往往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地履行其应有的职责,这可能导致以前被认为是国家的职能被部分转移给私营运营商(campbell, 2012),进而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边界。例如,东道国期望跨国公司通过其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充当“发展的载体”(idemudia , 2011),提供诸如道路、教育等社会服务。从非政府组织的完备程度来看,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通常数量更多,种类更丰富,形成了较为密集的社会组织网络(贾西津, 2016)。而发展中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相对不完备,加上政府的治理能力低下,民众往往寄希望于周边运营的企业回应自己的需求,因此通过游行等方式直接向拥有丰富资源和巨大影响力的企业抗议,期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综上,我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有边界的。从企业视角,由于企业社会责任直接产生于企业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因此企业的社会影响是最直接的边界,而企业的社会权力影响着社会责任的范畴。与此同时,从社会视角,外部社会环境中的重要社会主体,即政府、社会组织以及民众也深刻地影响着企业社会责任边界的形成。此外,不同国家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使得企业社会责任的边界还具有阶段性特征。
企业视角下所形成的社会责任边界是明确且容易接受的,社会视角下所形成的社会责任边界则更为广泛,往往涉及到企业通过社会责任为解决社会问题做出贡献,在实践中,我们也需要结合实际背景去理解社会环境对企业社会责任边界产生的影响。在跨国投资的情境中,由于母国和东道国之间在制度、文化、社会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从前述两种视角来理解企业社会责任边界会更具挑战性。从企业视角来看,跨国企业产生的影响不仅是在一国范围内,而是涉及到多个国家,因此基于企业产生的影响所形成社会责任边界会更加复杂。从社会视角来看,来自东道国的社会主体,以及东道国的社会环境,对跨国企业而言都是不熟悉的,这意味着企业社会责任的外部边界对跨国企业而言也是不熟悉的。因此,企业需要不断地理解和学习东道国的社会环境以及在这一氛围中所形成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外部边界。但我们仍需注意,企业社会责任的边界不能无限扩大,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应该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李彦龙, 2011),不能指望企业解决所有社会问题(aßländer & curbach, 2017)。企业之所以为企业,在诞生之初便以赚取利润为首要责任,只有赚取利润,作为履行社会责任的主体,才能在社会中得以生存和发展,才能进一步将企业社会责任付诸于实践。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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