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涛涛 教授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清华大学拉美中心主任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中国-拉丁美洲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龚新宇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拉丁美洲管理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员
在本系列的前两篇文章中，我们分别探讨了“企业是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和“如何看待企业社会责任的边界”的问题，本文将继续对“如何理解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这一问题进行探讨。自1953年bowen在《商人的社会责任》一书中首次正式提出企业社会责任以来，这一概念就像一把“大伞”（umbrella concept），覆盖了各种不同的思想和理念(沈洪涛,2006)，当前围绕这一概念也并未形成清晰的、统一的定义(mcwilliams et al., 2006)，甚至有学者认为，由于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基于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的概念，因此无法对其进行普遍定义(dahlsrud, 2008)。我们认为，回顾其发展脉络，从责任类型、责任对象、责任背景，再到更为细分的责任性质，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下文将首先阐述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两个典型的框架式的概念模型，这两个概念模型明确了企业社会责任中的责任类型，接着我们将从理论融合的角度分析其内涵的进一步细化和深入，这体现在责任对象、责任背景和责任性质的清晰化上，最后我们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这一话题进行简要小结。
1. 框架式的概念模型——明确责任的类型
自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在20世纪50年代被bowen（1953）正式提出以来，不同学者和机构均尝试对这一概念做出定义，至今也没有达成明确的共识。其中，不少学者从责任类型的角度，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框架式的概念模型，使其内涵具象化，例如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1971）的同心圆模型、carroll（1979,1991）的金字塔模型、elkington（1997）的三重底线模型、schwartz和carroll（2003）的三领域模型等。在这些框架式的概念模型中，同心圆模型是较早提出的概念模型，金字塔模型则是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广受欢迎的主导模型(geva, 2008)，具有一定典型性，因此，本文将重点对这两个概念模型予以回顾。
1) 同心圆模型
1971年，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ced）出版了《商业公司的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business corporations）一书。书中认为，企业与社会之间的社会契约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公众对商业的期望已经扩大到可以被描述为三个同心圆的责任：内圈是明确的基本责任，即有效执行经济功能，例如产品、就业和经济增长；中间圈包括履行经济责任的同时敏感地认识到不断变化的社会价值和优先事项，例如环境保护、员工和客户关系等；外圈则概述了企业为更广泛地参与改善社会环境而应承担的新出现的、尚未定型的责任，例如解决贫困等重大社会问题。
来源：笔者根据ced（1971）绘制
可见，在同心圆模型下，企业的社会责任被划分为了三种类型，最核心的是经济责任，这是企业最初诞生的理由，也是企业的立根之本。从核心圈往外扩大，是企业对于社会价值观和社会优先事项的反应，这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系列社会运动如火如荼发生的背景相吻合。最外圈则是新出现的、尚未定型的责任，蕴含了责任可能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动态性”，涉及到诸如贫困等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尽管这些社会问题不是直接由企业导致，但企业仍然可以凭借其资源和能力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2) 金字塔模型
carroll（1979）提出了三维的企业社会绩效模型，其中的社会责任维度又进一步分为经济、法律、道德和自由裁量四个类别，这也成为了后续carroll（1991）提出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的基础。1991年，carroll重新审视了其1979年的框架，将框架中的“自由裁量”部分改称为“慈善”部分(carroll , 1991)，正式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金字塔模型，模型中的四个部分分别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经济责任是其他一切的基础，同时人们期望企业遵守法律，因为法律是社会对可接受和不可接受行为的规范。其次是企业的道德责任，要求企业以符合社会习俗和道德规范期望的方式运营。最后，慈善责任则体现为企业以符合社会慈善的方式运营，为社会贡献企业的经济和人力资源。事实上，金字塔模型的提出可以从更早期的文献中找到一些联系，可以认为，这种对责任类型的划分方式实际上借鉴了早期的一些定义，例如，经济、法律和道德责任的划分类似于sethi（1975）提出的社会义务（即经济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即自发性的道德行为）的概念，慈善的部分则类似于同心圆模型的最外圈部分，但carroll（1979）认为，金字塔模型的分类方法比同心圆模型更为详尽。
来源：笔者根据carroll（1991）绘制
总体而言，金字塔模型反映了企业在社会中扮演的基本角色和期望(carroll, 2016)，该模型简单，易于理解，一经提出，便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探讨，是最著名的企业社会责任模型(visser, 2006)，相应的文章也成为了商业与社会领域引用次数最多的文章之一(lee, 2008)。
2.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应用——明晰责任的对象
尽管同心圆模型和金字塔模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类型进行了划分，但企业社会责任中的“社会”一词仍然是模糊的，没有回答企业应该向谁履责的问题，而下文即将探讨的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出现和应用，可以帮助识别企业在其社会责任履行中应考虑的特定群体或个人(carroll, 1991)。
利益相关者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左右在西方国家逐步发展起来的，强调企业不仅要为股东服务，还要为众多的利益相关者服务(贾生华和陈宏辉, 2002)。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能够影响企业目标实现，或者能够被企业实现目标过程影响的任何个人和群体(freeman, 1984)。就利益相关者的分类来看，freeman(1984)基于企业的边界，将利益相关者分成了内部利益相关者（所有者、客户、员工和供应商）和外部利益相关者（政府、社区、竞争对手、消费者权益倡导者、环保主义者、特殊利益集团和媒体）。clarkson(1995)则将利益相关者分为主要利益相关者和次要利益相关者，前者指没有他们的持续参与，公司无法持续经营的群体，包括股东和投资者、客户、供应商、员工、政府和社区；后者是指对组织的生存不是必不可少的群体，尽管与组织没有任何直接交易，但他们仍然可以影响组织或受组织的活动和存在的影响，包括媒体和广泛的特殊利益集团。这些划分方式后续也被其他学者广泛接受，当然，也有其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新的分类思路，此处不作一一列举（atkins, 1995；henriques & sadorsky, 1999）。
20世纪80年代，日益兴起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开始应用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肖红镇, 2020)，当前已经成为了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被广泛使用的理论之一(frynas & yamahaki, 2016)。首先，利益相关者理论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企业为什么要履行社会责任的问题。在本系列的第一篇文章中，我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直接产生于企业的社会影响，因为产生了影响，所以需要为相应的影响负责，而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企业的生存发展应关注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即被企业影响或影响企业的群体的利益(freeman, 1984)，可见，二者在理念上有天然的契合。其次，利益相关者理论明确了责任的对象。既然企业社会责任直接产生于企业的社会影响，从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发展脉络来看，这种“社会影响”的具体影响对象涉及到员工、消费者、社区等群体，这些群体正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因此，利益相关者理论也回答了企业为谁履责的问题。
事实上，不少学者在研究中正是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从责任对象的思路对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进行分类（刘春娟, 2013；齐丽云和魏婷婷, 2013）。此外，还有学者进一步将责任对象的思路与前文所述的责任类型的思路结合起来，例如，carroll（1991）综合金字塔模型与利益相关者理论，形成了右图所示的二维矩阵，用来分析多元化环境下企业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不同类型责任，晁罡等（2017）的研究中也采取了这种同时包括责任对象和责任类型的二维分析思路。除了这种二维分析，carroll（2016）还尝试将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与不同的责任类型进行一一对应，他认为经济责任对股东和员工的影响最大；法律责任方面，企业的诉讼威胁往往来自员工和消费者；道德责任则影响到所有利益相关者群体，通常最常涉及的是员工、客户和环境；最后，慈善责任对社区和非营利组织的影响最大。但由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复杂性，不同场景下针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类型很可能是不同的，这种一般性的对应范式在现实中也许难以实践，例如，在一个国家对社区的慈善责任在另一个国家也许成为了对社区的法律责任。因此，鲜有研究将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和不同的责任类型进行一般性的对应，实践中仍然需要结合具体的场景去分析，这里对背景的强调也和下文我们将要探讨的制度理论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的应用密切相关。
3. 制度理论的应用——补充责任的背景
利益相关者理论明确了企业应该履责的对象，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企业为什么要履行社会责任，但对于现实的理解仍然有一定缺憾，例如，利益相关者理论无法帮助我们理解在不同情境下的企业社会责任为何会不同。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这样一种典型的社会建构式的概念(jackson & apostolakou, 2010)，我们无法脱离背景讨论其内涵，下文将要探讨的制度理论能够对此做出有益补充。
制度是约束组织行为及组织之间相互关系的博弈规则，包含规范的法律条文、政府管制制度等正式制度，也包括文化习俗和道德传统等非正式制度(north,1990)，也有学者将制度分为监管性（regulative）、规范性（normative）和认知性（cognitive）的制度（scott，2001）。制度理论则主要关注社会结构、规范、价值观、信仰等因素如何影响个体和组织的行为。企业作为社会中的重要组织，制度理论自然也为企业如何调整和适应其运营的广泛制度环境提供了基础（doh et al.，2010）。
制度理论真正应用于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始于2000年代中期(schlipfenbacher, 2021)，随着全球化和国际投资活动的增加，学者们开始探讨制度环境如何塑造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认知和实践。在本系列文章的第二篇中，我们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边界问题，我们认为，社会环境及社会中的不同主体从外部塑造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边界，这与制度理论的理念不谋而合。当前，制度理论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理论之一(frynas & yamahaki, 2016)。该理论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的应用主要涉及法律法规、社会规范等制度背景或制度同构压力对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影响（campbell, 2006；yang & rivers, 2009；jamali & neville, 2011；webb, 2017）。例如，制度理论强调了社会情境的重要性，有助于解释不同情境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差异问题(matten和moon,2008；jamali和neville,2011)，不少学者基于制度理论比较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jamali, 2014；khojastehpour & jamali, 2020），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制度环境上具有较大差异，发展中国家普遍以基础设施不完善、政府治理能力低下、监管薄弱等为基本特征，因此其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往往更关注社会问题解决和弥补社会差距，如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减贫等，而发达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则更多地关注环境可持续性、消费者保护、公平贸易、绿色营销和气候变化问题。因此，制度理论强调了“情境（context）”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的重要性，对企业的履责背景做出了重要补充，从而帮助我们在不同情境下去理解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
4. 其他学科视角的应用——丰富责任的性质
随着时代的发展，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研究也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趋势，成为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所关注的焦点。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学者们对企业社会责任性质的划分提出了思考，例如战略企业社会责任（strategic csr）、政治企业社会责任（political csr）等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部分学者将战略管理的思想融入了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提出了战略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burke和logsdon, 1996)。这一概念强调履行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企业产生负面影响后的被动应对行为，还可以成为企业能够战略性利用的机会，从而实现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重目标。战略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提出将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社会责任与纯粹的利他性的企业社会责任区分开来(jamali, 2007)，对责任的性质进行了更为细分的界定。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加速的背景下，跨国公司的崛起和扩张又进一步引起了企业与社会领域中学者们对企业角色与边界扩张、政府与企业分工等话题的探讨。学者们观察到企业越来越多的参与全球监管、公共产品的提供等活动。借鉴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理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等政治学中的思想，scherer & palazzo（2007）提出的政治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应运而生。这一概念也成为了责任性质界定的另一视角，强调企业在参与全球规则制定、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作用，认为这是新时代背景下的一种新的治理模式。
上述概念从责任性质的角度丰富了我们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理解，政治企业社会责任有助于理解在政府缺位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战略企业社会责任强调将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与企业的核心业务相结合，从而在履责的同时促进企业经济效益，因此逐步发展成为当前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的重要细分领域。
5. 小结与启示
作为典型的框架式的概念模型，同心圆模型和金字塔模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类型进行了划分，在这一概念的内涵上迈出了一大步，使其具象化，让学者和实践者在探讨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时有了抓手，能够据此和企业行为相对照。其后，利益相关者理论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的应用则进一步明确了责任的对象，有助于企业更全面地识别和关注其社会责任。制度理论的应用则强调了履责背景的重要性，有助于解释为何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在社会责任实践上存在差异。最后，管理学、政治学等多学科视角下的研究进一步在界定责任的性质方面做出了贡献，成为广泛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的细分方向。
对企业而言，责任类型意味着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不仅需要赚取利润、遵纪守法，还需要关注道德规范以及社会需求；利益相关者理论出发的责任对象意味着除了股东以外，企业还应该关注员工、客户、政府、社区等更广泛的其他利益相关者，一定程度上也回答了企业为什么履责、为谁履责的问题；制度理论出发的责任背景则强调了理解制度环境的重要性，这一定程度上从外部决定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边界，从而影响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对投资海外尤其是投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而言，东道国的法律制度和社会文化氛围是跨国企业关注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东道国的利益相关者更是需要识别、理解和沟通的对象，结合东道国的背景理解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才能够“因地制宜”地履行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不同类型责任。但由于母国和东道国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初入东道国市场的跨国企业往往在在理解东道国社会环境、与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协商、落地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等方面存在很大挑战，在这种情况下，雇佣本土人员、与本土咨询机构合作等本土化的方式有助于企业克服这一障碍，搭建起履责的能力，对此，我们将在后续的文章中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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